如果说康斯坦丝·里德与克利福德·查泰莱的婚姻打一开始就是不幸的,年轻时的康妮并不会同意。经历着初涉爱河、与年轻的朋友们秉烛夜谈、沉浸在年轻人的亢奋的大脑活动中的时候,康妮并不对性事抱有期待,甚至因为那时髦的道德感,她更在乎的是避开“肮脏的交媾和支配-服从关系”。因而当克利福德从战场上伤了腿和下身回来之后,她倒是对“这种超越了性和男人的‘满足’的亲密颇感惊喜。”
然而这只是人在年轻时对于生活的艰苦的轻视因而许下的可以轻易撇开的坚毅,“人活着就得学会应对一切”,与“只不过随大流,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反陈规陋习,反任何权威”并没有多少区别,人们很容易就掉进理性的生活中去而不自知了。然而在英国那“毫无灵魂、丑陋无比的中部煤铁世界,”康妮那曾被压抑住的天性很快就面临着某种至少是理论之间的选择。之所以说是理论,只因劳伦斯的作品象征之意太浓厚,克利福德、梅勒斯全成了某一个理念的化身,而康妮的命运就是从前者那里滑向后者。
在克利福德那里,生活是一场理性的计划,起先他追逐的是文艺界的名誉,为此他勤奋地写作一些空洞的作品,接着他又开始追逐资本的积累,试图挽救末路的矿业于既倒。这样的生活,“就像生活在炼狱中。”
在梅勒斯那里,真正的生活应该是远离克利福德这些人式的生活,但不幸的是,梅勒斯们不得不若即若离地依附着前者及以前者为代表的人们为这个世界定下的规则。
前者代表的是理性、计算、功利、控制、疯狂、僵死的体制、巨大的空虚,而后者代表的却是非理性、自由、温柔、不服从,前者代表的是死亡,后者代表的是生命,是一种强力的生命。讽刺的是,在前者那里经常讨论精神生活,而他们却并没有获得一种真正的精神生活,他们所谓的精神生活不过是将自己杜绝于万物的虚空之中。真正获得了精神生活的,其实是后者,他们以身体为器皿,精神生活与身体完美地契合,因为这种生命是与“宇宙节奏”合契的。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写作的年代,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已然开始,尼采有超人理论,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而针对现代性的批判已经很久了,一些理论针对的,便是现代生活中的工具理性主义、功利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将人们从自然中赶了出来。然而,批判归批判,如今我们的生活也没多少变化,人们依然面临着选择。不过查泰莱夫人面对的,并不只是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选择,而是性的选择,是选择一种克利福德那种超越的性实则藐视遮盖性的生活呢,还是选择梅勒斯那种“火热的血性之性”?劳伦斯是偏向后者的。在他看来,前者是通向死地的,而后者才是真正的生。
值得稍作辨别的是,作品中的两位男性主角都不同程度地接近了尼采超人理论。克利弗德认为,下等阶层就该被他这一阶级统治,这颇有强人与奴隶的区别;而梅勒斯也有类似看法,不过他想的是,似克利福德一般的人,只是行尸走肉罢了,在他愤怒的时候,他觉得他们是需要被翦除的,他们应该将世界让给那些真正生活着的人们。
可以说,梅勒斯的看法其实更接近尼采的理论,克利福德的理论不过是一种功利性质的强人理论罢了,本质上是掠夺的,而非对生命的张扬。梅勒斯火热而血性的性之所以能够代表生,便是因为它展示的是生,它仅有此目的。